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_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几点思考论文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吸收借鉴了世界文化的有益成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成果。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离不开其价值观上的最根本问题，即“个人与群体及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的认识。追求“和谐”、“以人为本”等价值理念，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民族性和包容性。要遵循一元指导、民族特色和国际视野的原则，积极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人类社会做出贡献。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文化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我国文化建设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深刻变化、利益结构深刻调整的转型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引领至关重要，而以什么样的文化和价值观来引领，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命运和发展方向。

　　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植根于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土壤，历经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冲击、影响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洗礼，中国文化在当代经由毛泽东时代新民主主义文化、邓小平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为已开始形成并仍在建设过程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它承继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吸收借鉴了西方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实现着文化的现代转型和价值创造。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任务就是要超越文化领域的复杂表象，以代表时代发展的先进价值观念来引领人们的精神生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先进文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先进文化，我们应从以下两点去认识：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判断一种文化是否先进，主要是将其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看它是否与同时代的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是否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是否能反映出人类社会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最新成果，是否能成为引领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发展相适应的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中华民族在繁衍发展中积淀形成的文化基本精神给它以丰厚的营养，而我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革命精神和时代精神，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充满生机和活力，它批判地继承传统而又充满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符合当前时代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又因其能不断吸取其他文化的有益成分，而使它能够面向世界，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相一致。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是当今世界的先进文化。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它的引导性和前瞻性。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基础或者说灵魂—马克思主义就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果，它是在批判资本主义、深刻揭示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及制度的固有缺陷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学说，它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也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理论与实践已充分证明，“一百年来，没有哪一种理论、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保持勃勃生机，对推动社会进步起那样巨大的作用，造成那样深远的影响。”[1]正是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才使得当时处于信心危机的中国人找到了新的文化支撑，使得当时遭到普遍质疑的中国文化获得了重新崛起的文化支点，注入了先进的思想内涵，并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使其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相比更具有历史进步性。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先进性。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成果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理论上指导了社会主义模式在中国的当代转换，而它在实践中获得的巨大成功，也不断增强了人们对中国模式的信念和热情。也正是在长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形成了正在建设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应的实践基础，也是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这条道路和社会制度，虽然有我们对西方市场经济的学习和借鉴，但是更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特色，这在理论上是批判、超越资本主义的更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在实践中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充满活力和具有示范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建和发展而获得了灵魂，并使得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获得了全新的内涵，从而具有毋庸置疑的先进性。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旗帜，而不是什么别的文化旗帜，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聚集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和最具生命力的部分。在当今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将因其历史进步性和区别于西方文化的东方特质，在世界多元文化体系中显示出先进性，闪耀出璀璨的光芒。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多方面的意义，但最为深层的应是其文化意义或文化意蕴。这种文化意蕴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思想领域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中西文化融合，而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具有某种契合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文化。我们党从一诞生就举起了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成果，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前进的根本指针。无论是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建设发展时期，无论是号召做革命的螺丝钉还是尊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改变了中国，改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解放、国家繁荣富强、人民自由幸福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南。但是有着西方文化背景、文明血统和文化基因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经历了一个从拒绝、碰撞、冲突到选择、吸收、融合的复杂过程。马克思主义的源头是西方文化传统，是在西方社会历史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理论。而且，马克思主义是与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对应的文化形态，而中国传统文化对应的是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政治结构。从文化属性和进化形态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天然地存在矛盾和冲突。但中华民族最终排斥了资本主义理论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有其深刻的文化相容契合之处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性格非常符合中国人民救国救民的需要……重行动而富于历史意识，无宗教信仰却有治平理想，有清醒理智又充满人际热情……这种传统精神和文化心理结构使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3]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中所蕴含的唯物主义和辨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因。   同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华文化也一直凸显其主体性、自觉性和主动性。在《略论现代新儒家之得失》一文中，方克立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是中国文化的危机，而是给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带来了生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在中国生根发展，不能没有中国文化这个接受主体。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新世界观和方法论，推动了东方文明的现代转化，它并不否定也不能代替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就不能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指导中国的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而具有了先进性，并在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母体上进行着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成果，是具有中国特色和历史进步性的中国当代文化。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批判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华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尔斯认为，公元前800—公元前200年是人类历史的“轴心期”，他说：“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5]

　　而这种复归又绝不是简单意义的重复。从社会关系角度看，文化存在方式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与特定社会制度紧密相连并为之辩护的文化，即意识形态文化；二是与特定生产方式相连，并构成不同民族的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的文化（这里所用的生产方式是专指人对自然的生产方式，不涉及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三是与特定民族生活方式相连并构成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与独特精神追求的文化。这些文化共同组成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并影响着该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精神追求。当前，中国的阶级、阶层已发生明显变化，传统文化已不可能作为独立的文化形态存在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只能是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为封建社会辩护的文化糟粕和与现代文明不相符的文化内容应该从传统文化中剥离，但是，与一个民族长久形成的生活方式和独特价值追求相关的文化基因，也就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立足于一代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与生命经验，凝聚着中国人对于生命价值、人生境界和人生态度理解与体会的核心价值理念是绝不应该丢弃的，这是中华民族理解世界、把握社会历史、领会人生意义的内在根据，是中国人的身份象征。即使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政治格局多元化、文化发展多样化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一些经数千年积淀、凝炼、提升并传承下来的价值观念，仍然根植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合乎社会发展需要，具有超时空的普遍意义，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走向现代化的重要精神支柱，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自古就以“和合”为最高价值追求。和合思想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是古代中华民族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个人自身诸方面关系以及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冲突的设想和指导思想，它重人的价值、重整体、重和谐，期望通过融合矛盾、冲突，来达到共存共生、互济双赢[6]。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精神，孕育了中国人一贯情感上爱国、行为上奉公、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文化氛围，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乐于维护整体利益，成为中国人的重要价值追求。大到国家小到一个单位，全体成员和睦融洽，团结一致，协调配合，齐心协力，共同为同一目标去奋斗、去牺牲，这既传承自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又成为当代实现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精神基石，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要义。和合思想还倡导和而不同，提倡遇到纠纷和矛盾，要尊重差异，善于求同存异，这也成为中国当代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的文化基础。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既有尊重人性、尊重个体的倡导和对以前“见物不见人”的修正，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因对人民群众的强调而突出一种群体概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最新成果，也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文化建设的成果，是借鉴西方文化中重视人的自由个性的结果，也是从文化渊源上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的认识和追求。比如，儒家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以人性善寻求人的意义；墨家则以人性恶为根据，主张“兼爱相利”，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道家倡导返璞归真，主张恢复人的本性，在克服人为物设中实现人的解放。这些思想从不同的侧面探寻了如何实现人的意义与价值，表达了对人的认识和价值追求。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的认识和思考，也对西方文化产生了影响。西方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名字在法国和欧洲的历史上曾代表了一个时代，但伏尔泰曾在80部作品、20多封书信中提到中国，他自诩为“孔门弟子”，以极大的热情学习和研究传入欧洲的儒家学说，从中汲取养料，丰富自己的人本主义思想。

　　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以及“以人为本”等价值理念的形成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价值理念影响深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批判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华，这种复归与继承也是一个立足于现代的充满创造性的文化转换过程。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借鉴与超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中，以其开放的文化视野尊重多元、包容不同并借鉴超越。因为东西方文化的异质性必将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成为一种蕴含创造性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在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吸取、借鉴中产生新的意义转换与文化创造。

　　中国是直接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缺少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更缺少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对应的文化价值体系。在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坚持世界眼光，从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和超越中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必要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没有科学的世界眼光，就不能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所以，应深入了解中西文化的主要特点和差别，吸取其先进的养分，对悠久的中华文化扬长避短，推陈出新。   西方文化中所包含的理性主义精神、对人的意识能动性的强调、对个人主体性价值的弘扬以及关于社会公共生活的现代性价值理念等，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欠缺的，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尽管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许多竞争甚至冲突，但它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推动了中国公开透明、廉洁高效等现代理念和文化思想的形成，在一定范围内甚至已经形成了具有鲜明自由主义特征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另外，作为资本主义文化生活的“第一语言”[7]，个人主义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这种个体意识的普遍发展，对个性自由和人格尊严的尊重和追求，对向来将整体利益置于个人权利之上的中国传统文化思维造成了冲击，另一方面，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以来，个性的解放对社会的发展也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个人对成功的渴望、对财富的追求、对自我价值实现的关注，激发了社会的活力，从个体层面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但是，对西方文化精神的学习和借鉴从来也不意味着要全盘西化。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达到顶峰，其自身的局限性也暴露得越来越充分，主张个人权利至上、鼓励消费、刺激人类贪婪天性发展的自由主义制度显然无法承担拯救人类的重任；随着世界人口数量和资源能源消耗的日益增长，人类正在接近地球承载能力的极限，西方社会建构于绝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个人主义理念也越来越显现出局限性。未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将越来越多地遵循限制个人权利的集体主义原则[8]。由于我国是直接从有着长期超稳定结构的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传统意识形态中国家利益、整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的价值理念至今仍有着深厚的社会和文化基础。从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实践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来看，中国重视整体主义的文化传统恰恰是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和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社会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对应的是物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既强调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又强调社会共同体的普遍自由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这种理论指导的先进性和文化底蕴的东方特色，也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理念具有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和区别于西方文化的优越性。

　　张岱年曾专门探讨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型义利观，要求把义利关系问题作为建设新型价值观的核心问题，既根本超越中国古代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观，又根本超越西方近代单纯功利主义价值观，处理好价值观的最根本问题，即“个人与群体（社会、国家、民族）的关系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问题”[9]。马克思主义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它强调促进具有独立性人格的个人的普遍发展，这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现实基础和必经阶段。同时，又必须关注类主体的生成和发展，这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方向。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把尊重个人权利、促进个人全面进步看作是实现整体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又强调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在根本上的一致性。它尊重、关心个人利益，保证个人价值的普遍实现，促进个体能力的全面提高，积极培育个体的独立人格。同时又注重维护集体的利益，尊崇集体权威，遵从公共规则，捍卫公共价值。当个体与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10]。当然，这个集体利益，应该是能经受住历史考量的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集体利益。同样，关于义利观，应该是“正其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颜元《四书正误》卷1），既讲道义又讲功利，但是当私利与大义产生冲突时，应该舍私利而取大义。曾经说过：“为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是最不值得、最不应该的。但是，为党、为阶级、为民族解放，为人类解放和社会的发展，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牺牲，那就是最值得、最应该的。”[11]这种价值理念曾是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实现民族解放、民族振兴的巨大精神财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独特优势和魅力。

　　五、加快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当前面临的国内环境是中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经济社会正处于重大转型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成为时代主题，而“庸俗、低俗、媚俗”的文化乱象，正在混淆社会大众的视听，引起文化的审美伦理与价值取向的混乱；当前面临的国际环境是，世界范围内的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明显，国际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党的十八大报告又再次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活的灵魂，指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前进的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当前，中国应充分挖掘和继承弘扬传统文化的精髓，“仍需要充实并完善有自己特色的政治意识形态价值和感召力，来平衡西方社会的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没有这种现代的核心价值体系，中国对内的凝聚力势必受到影响，对外则很难占领所谓‘道德制高点’。”[12]具体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应遵循以下原则：

　　首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以驾驭当今文化层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一个健全的文化体系，必有一个中心思想，在文化体系中起主导作用。同时又兼容并包，允许不同思想的存在”。“必须确立一个主导思想，藉以保证政治上的统一、社会的安定；同时又允许不同学派的存在，藉得保持思想上的活跃、学术上的繁荣”[13]。但马克思主义决不能仅仅是纸面上生硬的表述，而是植根于实践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共同点就在于都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中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

　　其次，以传统民族文化为土壤，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而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族特色，重塑我国在全球化背景中的文化身份。文化是立国之根本，文化决定了一个民族精神家园的前进方向。张岱年在《综合、创新，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中认为，“创新决不是传统文化的‘断裂’，而是优良传统的继续和发展。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融会中西优秀文化为一体，这才是真正的创新。”[14]费孝通在1998年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时提出，“中国面向世界，要世界充分认识我们中国人的真实面貌，我们首先要认识自己，才能谈得到让人家认识我们和我们认识人家……在文化传统上说，世界没有一个民族有我们中华文化那么长久和丰富。我们中国人有责任用现代科学方法去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继往开来地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为人类的明天作出贡献。”[15]   再次，坚持国际视野的原则。在全球化和世界文化多样化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应该具备国际视野，只有坚持开放而尊重多元诉求，只有站在民族文化对人类文化的贡献的高度，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际社会中产生广泛影响。任何一种文化的创新发展都需要具有宽广的文化视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文化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胡伟希在《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中国本土文化视野下的西方哲学》中认为，“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除了对其本土的文化传统的继承之外，都离不开外来文化的刺激，古今中外皆然。”[16]作为承载着人类价值理想的文化成果，凝结着人类思想智慧的文化产物，满足着人类精神需求的文化食粮，国际视野应该是建立在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感悟的基础上所做出的认知判断，懂得如何将中华文化融入到世界文化，融入到更广博的对人类的认知和人性的关怀的思考中。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要有国际视野，要有“全球意识”、“全球视野”，需要在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并始终保持民族性的基础上，主动参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通过与国际社会的价值互动而形成健全的国际观，从而建设性地促进更加合理、公正的国际规则和全球价值的形成，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类社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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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张建云.和谐文化：超越个人主义的追求[J].理论导刊，2008（5）：40.

　　[11]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33-134.

　　[12]裴敏欣.“软实力”也是强国之本[N].环球时报，2004-04-16（15）.

　　[13]张岱年哲学文选：下[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337.348.

　　[14]张岱年全集：第6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254.

　　[15]费孝通.百年北大与文化自觉[M]//赵为民.北大影响力：北大之精神. 北京：中国出版集团出版社，2008：22.

　　[16]胡伟希.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中国本土文化视野下的西方哲学[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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