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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选题新颖【1】
作于楚襄王四年考论
[摘 要]屈原《哀郢》不是作于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国大将白起攻破郢都之时，而是作于顷襄王四年屈原东迁鄂东、又再放江南湘西之初。
屈原为楚怀王客死秦国而抱怨楚国当权者是他遭“迁”的直接因素，而深层原因则是楚国保守派、亲秦派对于变法派、抗秦派及其支持民众的无情镇压。
《哀郢》的中心思想不是哀悼郢都之亡，而是抒发忠而被谤、一心报国终遭弃的悲愤之情。
《哀郢》叙及的“东迁”之地“陵阳”，应是位于鄂东大别山南麓的一座重镇，将其推断为千里之外的安徽青阳、或江西武功山某地、或大别山北麓的信阳、或长江之南的岳阳等地，都与屈原作品提供的线索不符。
[关键词]《哀郢》;创作时间;中心思想;流放原因;陵阳
由于时代之久远和史料之阙如，历代学者对于屈原名作《哀郢》的创作时间及所涉及的历史事件作了各不相同的推测与解释。
明代汪瑗在《楚辞集解》中提出两点：一是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百姓离散，“此《哀郢》之所由作也”;
二是秦军攻破郢都后，将郢都的罪人迁往东部，“屈原亦在罪人赦迁之中”，故屈原“悲故都之云亡，伤主上之败辱，而感己去终古之所居”。
汪瑗之说影响颇大，清代学者王夫之、戴震等，当代学者郭沫若、游国恩、陈子展、蒋天枢、马茂元、金开诚等，都认可或基本认可这一观点，现行的《辞海》、《辞源》及多数注解本亦均沿袭此说。
其实，此说只是一种缺乏根据的推测，不足以令人信服。
依据史籍和屈原作品提供的线索，《哀郢》当作于楚顷襄王四年屈原被“迁”鄂东又再放江南之初。
兹考论
一、《哀郢》不大可能作于郢都沦亡之时
首先，秦军不大可能将屈原列入“赦迁”的罪人之列。
按汪瑗之说，白起攻下郢都之后，俘获了大量滞留郢都的楚国官民，然后赦免他们并将其迁往东方，屈原亦在“赦迁”之列。
屈原一直主张联齐抗秦，多次作为使节前往齐国以促成合纵抗秦，是楚国抗秦派的领袖之一，当初秦相国张仪来郢都极力破坏楚齐联盟时，屈原进行过坚决斗争，秦国君臣对此不可能一无所知。
如果秦军真的俘获了屈原，屈原能轻易被赦免吗?说屈原被秦人“赦迁”东方，实不足信。
其次，屈原在郢都沦亡后不大可能再流放到湘西。
学术界普遍认为《涉江》是屈原紧接着《哀郢》之后自叙流放路线的作品。
《涉江》日：“乘黔船余上沅兮……朝发枉隋兮，夕宿辰阳”沅水、枉睹、辰阳皆为湘西之地。
然而，郢都沦亡之后屈原实无再去湘西的可能。
《史记·楚世家》云：“(顷襄王)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
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
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
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史记·白起列传》云：“后七年(即秦昭王二十八年，亦即楚顷襄王二十年)，白起攻楚，拔鄢、邓五城。
其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
楚王亡去郢，东走徙陈。
秦以郢为南郡。
白起迁为武安君。
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从《史记》这两段记载看，白起首先攻占了离秦国最近的楚国西北部分地区即“西陵”(今湖北十堰、襄樊一带)，
然后向东南攻占了楚国都城“郢”及周边地区，迫使楚国君臣逃到东北部靠近齐国的陈城，但精明的白起深知楚国东部地区十分辽阔，其军事力量还很强大，
贸然深入会遭到失败，于是“东至竟陵”(今湖北天门一带)便不再向东前进，而是转兵攻占楚国力量薄弱的巫郡、黔中郡等地以与巴蜀地区连成一片，古代巫郡、
黔中郡相当于今天湘西、鄂西、重庆等区域。
白起秦军以嗜杀闻名，湘西一片战火，而屈原偏偏“朝发枉睹”而“夕宿辰阳”却又只字不提湘西战事，岂非咄咄怪事?故秦军攻占郢都后，屈原不大可能有湘西之行。
再次，《哀郢》开头四句不能证明是描写郢都之沦亡。
《哀郢》起首日：“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
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这是汪瑗、王夫之等古代学者认定白起攻陷郢都，屈原哀之，遂有其诗的主要依据。
“震愆”，乃震动不安、遭灾受罪之意。
而使百姓遭灾、亲人离散的原因有多种：或自然灾害，或流行疾病，或外来战争，或内部矛盾引起动乱，等等。
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均认为《哀郢》的主旨是：“言己虽被放，心在楚国，徘徊而不忍去，蔽于谗谄，思见君而不得。”即《哀郢》乃屈原遭放逐时哀念郢都而作。
诚然，《哀郢》自叙忠心报国却遭弃逐的不幸遭遇，对郢都刻骨铭心的思念和对“谗人”的怨恨之情几乎占据了屈原心灵的全部。
有学人指出，在郢都沦亡、百姓隆遭杀戮、楚国行将毁灭之时，再去刻意倾吐个人之恩怨而忘情国事，这显然“不合屈原的性格”罔。
从屈原之人品和一贯的爱国思想行为看，这个分析合理。
所以，说《哀郢》开头四句乃叙述郢都沦陷之悲未免失之武断。
又次，屈原自叙离开郢都的时间恰好证明了“郢都沦陷”说的不可信。
诗中提到离郢的季节是“仲春”，即该年的第二个月;又说“甲之朝吾以行”，“甲之朝”即甲日的早晨。
当年二月甲日是哪一天难以推算，诗言“方仲春”，应当在月中。
从《史记》之《白起列传》、《楚世家》、《秦本纪》等传记看，白起是在楚顷襄王三十一年开始发起郢都战役的，即使从这一年的第一天算起，到二月中旬也只有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
郢都为楚国都城，楚国君臣再昏聩无能也不会蠢到毫无设防。
白起攻占郢都北部的鄢、邓五城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却在短短的一个半月内夺取了水网密布、重兵卫护的郢都，而夺取郢都之后去攻占郢都周边的夷陵和竞陵等地时居然又花了十个多月的时问，这可信吗?
由此可见，屈原《哀郢》不大可能作于郢都沦亡之时。
二、《哀郢》应作于楚顷襄王四年屈原东迁鄂东又再放江南之初
关于屈原流放问题，学术界有“放逐一次”、“放逐两次”、“未被放逐”等多种争议。
游国恩主张“放逐两次”：“屈原之放，前后凡两次：一在楚怀王朝，一在顷襄王朝。
怀王时放于汉北，顷襄王时放于江南。
汉北之放盖尝召回，江南之迁一往不返。”考之相关典籍，此说是比较合乎实际的。
但应该指出，在放逐江南之前，屈原首先得到的处罚是“东迁”。
作为一名改革家，屈原最终被“迁”是有其必然性的。
战国初期，在楚悼王的支持下，吴起曾在楚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变法运动，力除积弊，国力迅速增强，使“诸侯患楚之强”。
但由于吴起变法严重打击了楚国贵族利益，因而楚悼王一死，守旧的贵族势力便群起而攻之，乱箭射杀吴起并车裂其尸，使一场富国强兵的改革运动就此流产。
吴起变法失败后，楚国开始走下坡路，政治积弊愈深：贵族横行不法，权臣结党营私，贪腐之风盛行等等，严重地阻滞了楚国之发展壮大。
而商鞅变法的成功则使得秦国一跃成为最强盛之国，不仅对关东诸国频繁出击，而且把目光转向南方楚国，并在楚怀王十三年(前316年)，成功攻占了长江上游的巴蜀之地，对楚国构成了巨大威胁，历史从此进入合纵连横的攻防时代。
鉴于外有强秦威逼，内存政治积弊，楚怀王起用年轻的屈原主持改革。
《离骚》日：“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可见屈原改革的核心内容有两条：举贤授能和以法治国。
很显然，屈原同六十多年前的吴起一样都是针对楚国的病症而开药方，即一要打破用人世袭制，从基层选拔德才兼备的贤才;二要维护国法威信，严厉打击贵族阶层骄纵不法以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
唯有如此，楚国才能富国强兵。
然而怀王时代，守旧势力更加强大，怀王本人也远不及楚悼王有头脑和魄力，其支持改革的态度也远不及楚悼王坚决，其结果可想而知了。
屈原终遭怀王疏远而失去了左徒之职，被迫中止了改革活动。
但当时合纵连横的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楚国保守派又是顽固的亲秦派，以子兰、郑袖、上官大夫等人为核心;变法派则是坚定的抗秦派，以屈原、昭滑、陈轸等爱国人士为代表。
而怀王在外交政策上一直摇摆不定，时而畏惧秦国而派使节与秦联姻，时而憎恨秦国而遣屈原联齐抗秦。
所以，屈原被疏离开权力中心后应该有相当一段时期仍在朝廷内任职，主要从事外交活动，《屈原列传》和《楚世家》都有屈原出使齐国回来后谏怀王杀张仪的记载可作为佐证。
但是，随着秦国加大打击楚国的力度和楚国连续丧师失地，怀王的畏秦心理日益加重，屈原等人的联齐抗秦主张很难被接受，相反亲秦派的弃齐亲秦主张很容易占上风。
《楚世家》载：怀王二十四年，秦昭王继位，“厚赂于楚”，“楚往迎妇”;二十五年，“怀王人与秦昭王盟，约于黄棘，秦复与楚上庸”。
大约在此时，屈原有过激烈反对怀王与秦会盟的言行，在亲秦派的谗毁下，毫无主见的怀王罢免了屈原的一切职务，并将他流放到汉北之地。
游国恩推测说：“按屈子初放之时，当在怀王二十四年，此可以从约之离合推而知也。”鲳此推测较为合理。
然而，秦国拉拢楚国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斗争策略。
怀王二十七年，“入质于秦”的楚太子横与秦国大夫发生冲突，太子横“杀之而亡归”，终于被秦国找到借口。
怀王二十八年，秦联合齐、韩、魏等国进攻楚国，杀楚大将唐昧，夺取垂沙、重丘等重镇(今河南中南部)。
怀王二十九年，秦再攻楚，夺八城，杀楚将军景缺及二万将士。
政治****以及边关战争的一再失利终于引发了国内暴动。
《苟子·议兵篇》云：“兵败于垂沙，唐蔑死，庄蹁起，楚分而为三四。
是岂无坚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唐蔑即唐昧，“庄蹁起”，应是《吕氏春秋·介立》篇中所说的“庄踽之暴郢”这一近似于军事政变的动乱事件。
苟子认为，不是楚国武器不锋利、将士不善战，而是楚国统治者政策严重失误，从而导致内外交困、国家支离破碎的可怕局面。
在内外交困之中，深为恐惧的怀王将流放汉北的屈原召回，“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
而秦国则实施了更大的阴谋，即扣留怀王胁迫楚国。
怀王三十年，秦昭王写信约怀王到武关会盟，随后加以扣押。
顷襄王乏年，怀王在气病交加中身亡，“秦归其丧于楚”。
怀王屈死事件再一次引发了楚国政坛的骚动，也给屈原带来了更大的不幸。
《屈原列传》日：“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可见顷襄王上台之后，亲秦派更加得势，宿敌子兰大权在握，屈原处境更加不利。
楚国议立新君时，屈原被召回不久尚未复职，尚无资格参加讨论，但他反对拥立子兰的态度不能不影响抗秦派人士的立场，这自然会使子兰等怀恨在心。
而怀王屈死事件引发的政治风波，终于成为当权的守旧派打击屈原的口实。
《楚世家》载，怀王尸首运回楚国后，“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
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绝”。
怀王屈死于秦国之后，楚国民众的悲份愤怒之情自然非同寻常。
尽管史籍留下可供参考的材料很有限，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顷襄王三年是楚国历史上的政治风波年，广大民众支持抗秦派、反对亲秦派的声浪绝不会微弱不振。
屈原在这场风波中说了什么话起了什么作用，是否有借民众之力反击亲秦派的政治企图?不得而知。
但从屈原作品中的抱怨情绪和事后楚王的严厉处罚看，屈原绝不会是安坐于家无动于衷的：《屈原列传》：“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屈原这一次被“迁”，已经不是单纯的怀王事件引发的矛盾，而是保守的亲秦派和革新的抗秦派之间的一次总较量，其结果和当年吴起事件如出一辙。
所不同的是：吴起是客卿，惨遭射杀和分尸;屈原与楚王同宗，仅仅是被“迁”而已。
对于屈原第二次流放的具体年代，学者们众说纷纭。
http://m.haohaowg.com/lunwen/30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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