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康乾盛世”后清王朝的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以下是历史人物曾国藩小故事，欢迎阅读!
历史人物曾国藩小故事【1】
曾国藩小时读书十分辛苦，为了把文章背下来他常常熬夜。
一天夜里，一位盗贼到曾家行窃，等了好久曾国藩还在反反复复地背同一篇文章。
他不入睡盗贼就无法行窃。
盗贼等不及了就隔窗破口大骂，说你他娘的还有完没完?就这么一篇短文章还背不下来!我听你背书耳朵都磨出硬茧子了!你小子听着，看大字不识的盗贼我给你背一遍!说罢便一口气把那篇文章背完，然后扬长而去。
曾国藩后来成了大器始终忘不掉这码子事，他得出的结论是：自己并不聪明。
要是聪明如盗贼者也走正途，那朝廷大臣哪里会轮得到自己?一生爱钱”之谜：三十岁时，作一件青缎马褂，遇庆贺及新年时穿一次，三十年后，衣犹如新。
在南京总督府任内，要求夫人和儿媳们，每晚要绩麻纺纱，下厨作饭。
《曾国藩家书》影响历史不衰之谜：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廷对权重势大的曾国藩极度猜忌，曾为表明心迹，做出了有违个人性格的事刊印《家书》。
违朝廷大禁纳妾之谜：五十一岁时，咸丰帝大丧期间，秘娶小妾，“违制失德”，故有人斥其为“伪君子”。
终生以“拙诚”“坚忍”行事曾国藩“貌之过人者，眼作三角形，常如欲睡，身材仅中人，行步则极厚重，言语迟缓。”
毛“独服曾文正”之谜：毛年青时，曾对曾国藩倾服备至，现藏韶山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曾国藩家书》中，数卷扉页上都有毛手书的“咏之珍藏”。
他曾说：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
认为曾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方有”，是国学的入门书。
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毛一生很注意这点。
曾“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
毛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蒋推崇曾国藩之谜：蒋多次告诫他的子弟僚属：“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版及书礼”，“曾文正家书及书礼......，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审订《曾胡治兵语录注释》时说：曾氏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
在黄浦军校，他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导学生。
他说我认为曾、左能打败洪、杨是他们的道德学问、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
“誉之为圣相，谳之为元凶”之谜：曾国藩曾被人推许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建树功业、转移运世的伟人贤者，清朝咸同中兴第一名臣。
然而，也有人骂他是民贼、元凶、汉奸、民族罪人、擅权滥杀的“曾剃头”、好名失德的“伪君子”。
历史人物曾国藩小故事【2】
位高轿低
曾国藩在道光年间连年被提拔，升迁极快，十年之间连升十级，这是难得的恩遇：在升为正三品大员后，按规定，轿呢要由蓝色换为绿色，护轿人也要增加俩人，而且乘轿是需要配备引路官和护卫的。
但令百官诧异的是，曾国藩从升为三品官之日起，除身边不得不增加两名护卫外，轿前不仅没有引路官，连扶轿的人也省了去，且轿呢也没有换成绿色，仍乘蓝轿。
不久，曾国藩又升为二品大员，下人就为他荐举了四名轿夫，要把曾国藩的四人大轿换为八抬大轿。
按清朝官制，四品以下官员准乘四人抬的蓝呢轿，三品以上官员准乘八人抬的绿呢轿，俗称八抬大轿。
但这并非硬性规定，官员如达到品级而收入不丰者，是可量力而行的;若品级达不到却乘高品级的轿子就算违制，一旦被人举报，不仅要受处分，严重的还要被革职、充军。
其实，曾国藩早就打定主意，他明晓水满则溢、人满则忌的官场道理，对于可摆可不摆的架势、可坐可不坐的大轿，一律是不摆不坐。
虽然，曾国藩因乘蓝呢轿而被下级官员欺侮，但京城三品以上的大员出行，都知道向护轿的官员交代一句：“长点眼睛，内阁学士曾国藩大人坐的可是蓝呢轿呢。”
曾国藩纵横官场几十载，正是凭借了这种低调、内敛的力量。
历史人物曾国藩小故事【3】
“不要钱，不怕死”
明清京官之苦，时人皆知。
作为七品京官的曾国藩年俸仅为45两，外加作为津贴的“恩俸”和“禄米”也不过135两。
而后来的张之洞曾给京官算过账：“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弥补这样大的收支赤字只有两法：一是收受外官的馈赠，二是借贷。
外官收入丰厚，为了构建关系网，每次进京，都要给熟悉的京官们送礼，名为“冰敬”、“炭敬”、“别敬”(意为夏冬买冰买炭等费用)。
这笔馈赠，少则数十两，多则数百两。
但是曾国藩很少利用手中权力为人办事，所以这种馈送次数很少，于是借债就成为他经济来源的主要部分。
因为人品好，曾国藩借钱比较容易。
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底，曾国藩已累计借银400两。
这一时期，他在家书中多次出现“借”“欠”“窘”的字样，艰难形状，跃然纸上。
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墨绖(dié，指服孝)从戎，创建湘军，从此开始了11年镇压太平军的戎马生涯。
晚清军队是最烈的所在。
吃空额、扣兵饷、出售兵缺，以及在军营中设赌收费都是军官们最普遍的营私方式。
即使清廉之员，也可以凭“截旷”和“扣建”致富。
国家统计的军饷，是足员足月的全额。
但一年当中，军队常有兵员死亡、退伍或者被淘汰，以新兵补充。
新旧兵员不可能当天衔接，这中间会有空缺。
空缺时的饷银就节省下来，叫做“截旷”。
国家计饷，都按每月30天算，农历小月只有29天，省下的一天军饷扣下来，叫做“扣建”。
这两笔银子本应上缴国库，但实际上谁都没有缴。
日积月累，为数甚巨。
比如李鸿章带淮军几十年，截旷和扣建积累巨大。
他把其中一部分银子存在直隶藩库中，作为自己的“小金库”，死后还存有800万两。
但曾国藩的宦囊并没有因此而丰富。
初出山之时，曾国藩表示：“不要钱，不怕死。”统兵之后，可以支配的金钱虽多，但他为“风示僚属”和“仰答圣主”，把自己的部分收入捐给了战区灾民，寄回家的钱反而比以前少了。
曾国藩立定主意不多往家寄钱，不仅因为要保持清廉之节，还因为他认定从小经过生活磨炼的人更容易成大器。
“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
他在家信中说：“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总恐老辈失之奢，后辈失之骄，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
虽然官至极品，但曾国藩晚年生活仍然保持俭朴习惯。
薛福成拟的《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其(曾国藩)本身清俭，一如寒素。
官中廉俸，尽举以充官中之用，未尝置屋一廛(chán，平民住所)，增田一区。
疏食菲衣，自甘淡泊，每食不得过四簋(guǐ，古代食具)。
男女婚嫁，不得过二百金，垂为家训。
有唐杨绾(wǎn)宋李沆(hàng)之遗风(杨、李二人分别为唐宋名臣)。
而邻军困穷，灾民饥馑，与夫地方应办之事，则不惜以禄俸之盈余，助公用之不给。
这段叙述，应该说并没有过分夸张。
曾国藩爱穿着家人为其纺织的土布衣服，不爱着绸帛。
曾国藩升任总督后，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
当时每晚南京城两江总督府内，曾国藩夜阅公事，全家女眷都在麻油灯下纺纱绩麻。
通常他每顿饭只有一个菜，“绝不多设”。
同治十一年，曾国藩在两江总督官署去世，终年61岁。
他生前曾留下遗嘱，丧事概不收礼。
但曾国荃建议曾纪泽不要遵守此项遗嘱，因为，一品大员的丧事，“实非巨万可以了”，关系密切者，“似可以酌受”。
但曾纪泽拒绝了此项建议。
曾国藩自以为生前给自己留下的养老钱“极丰裕”，然而办完丧事后，已经所剩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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