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灵肉两分
古希腊人关于灵魂问题的观念，据说最初源自古埃及文化的影响。古埃及文化中的宗教神话和灵魂不灭，灵魂轮回观念对希腊神话和宗教都起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而在古希腊的奥菲斯教中，关于灵魂则有了更为精致一些的看法。奥菲斯教认为，灵魂只有离开肉体，才能呈现出真正的本性；灵魂实际上是一个堕落了的神或精灵，它寄寓在世界中轮回转生；而寄寓在人的肉体中的灵魂，可以通过“净化”和神秘崇拜重新恢复原来的地位，回到原来所属的神的队伍中去。奥菲斯教的这种永生的、不朽的、高踞于肉体之上并且可以与肉体存在相分离而存在的灵魂的思想，对古希腊人的宗教和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从希腊神话和希腊早期宗教中走出来的古希腊哲学家们，也因此都带着极其虔诚和严肃的态度把关于“灵魂”的问题作为自己的关于生命哲思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泰利士“是第一个肯定灵魂不死的人。”他提出了万物有灵的思想。在他看来，甚至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也都有一个灵魂。不仅如此，泰利士还进一步“把灵魂看成某种具有引起运动的能力的东西。”①而把“灵魂”认作是事物运动的动因，则给后来的西方人“轻易”地信奉神创造世界的观念埋下了种子。赫拉克利特同泰利士一样，也认为“一切都充满着灵魂和精灵。”②而且，灵魂是不死的。由于灵魂是不死的，因此人的生死之间就不存在绝对的界限：“当他们诞生的时候，他们就期待着活下去，并且期待着死去或安息”；“死亡就是我们醒时所看见的一切，睡眠就是我们梦寐中所看到的一切”；“人在夜里为自己点上一盏灯，当人死了的时候，却又是活的。”③这一切都因为“灵魂的边界你是找不出来的，就是你走尽了每一条大路也找不出；灵魂的根源是那么深。”④因为灵魂是不灭的，而肉体是会死亡的，所以，灵魂与肉体在本质上是两个东西，二者是可以相分离而存在的。灵魂进入生命乃是快乐。在别的地方他又说：我们生于灵魂的死，灵魂生于我们的死。”⑤毕泰戈拉则是第一个把哲学与宗教结合在一起的古希腊哲人。他建立了一个既有自己的哲学理论，又有严格教规的宗教团体。从史料上看，毕泰戈拉学派与当时的奥菲斯教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都相信灵魂不朽、轮回转世，相信因信仰而使灵魂得到拯救。⑥不用说，毕泰戈拉学派也是主张灵肉两分的。在他们看来，灵魂之所以附着于人，其实是作为一种惩罚而羁绊于肉体之中的，因此必须通过信仰、入教而得到灵魂的净化，最终摆脱肉体的束缚而得到灵魂的超生。毕泰戈拉很明确地说：“灵魂是由热元素和冷元素组成的一个部分：它与生命不同，因为它是不死的，乃是由不死的元素构成的一部分。”⑦除了灵肉两分之外，毕泰戈拉还认为，并不是所有的生物都有灵魂。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动物只有表象和生气；而人除了有表象和生气之外，还有心灵。这种心灵即理性，灵魂包含有理性的部分，灵魂的理性部分是不死的。也因此，在人身上最有力的部分就是灵魂。
由此，灵魂不仅与肉体两分，而且还专属于人。由于人具有理性，才与神最相近。神之所以眷顾人类，就在于人有灵魂，有理性。这样，毕泰格拉就在哲学与宗教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这个桥梁就是理性。至今为止，关于理性如何成为宗教与哲学之间的桥梁的问题，仍然少有人关注与探讨。但这却是毕泰戈拉的贡献。古希腊乃至后来的整个欧洲走向基督教文化，其实正发端于此。
二、哲学与神学的订婚
美国现代基督教哲学家保罗蒂利希（paulTilich，1886—1965）在他的《基督教思想史》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论断，即“希腊化时期的思想是许多基督教思想的直接来源。不是古典希腊思想影响早期基督教，而是希腊时期的希腊思想影响基督教。”⑧在这个论断中，第一句话无疑是正确的，但第二句话却不够准确。其实，古典希腊思想同样影响了早期基督教，并成为基督教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古希腊哲学中的“理性”通往“神”这一现象在苏格拉底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关于苏格拉底的思想，通常认为最具有历史真实性的记载留存于柏拉图所记的《申辩篇》，正是这个辩护词，清晰地表达了了苏格拉底对于“理性”和“神”之间关系的态度。苏格拉底受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法官认定苏格拉底所犯的罪是不敬国家所奉的神并宣传其他的新神，而且还以此教导青年、败坏青年。作为法官之一的美立都甚至说苏格拉底是一个无神论者。对此，苏格拉底在辩护中说明，他并非不信神。事情的起因在于，有人向德尔斐的神求问，有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传神谕的女巫回答说再没有别人了。苏格拉底因此完全困惑住了，因为他认为自己一无所知，而神又不会撒谎。因此，他就到处寻找访问以智慧出名的人，哪怕只找到一个人比他更有智慧，也能指证神犯了错误。结果他发现，所有那些自认为聪明与智慧的人，其实并不真的具有聪明与智慧。而他比那些人好一点的地方就在于他知道自己一无所知。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只有神才是聪明的。”⑨苏格拉底申辩说他因此服从着神的意思，“献身于神”，奔走于世上，去传达这个神谕。苏格拉底的这个申辩透露了两个信息：首先，在他看来，只有“神”才是真正智慧的；第二，人的智慧（“理性”）与“神”的智慧相比毫无价值。
人的智慧（“理性”）的真正价值其实就在于宣示与传达“神”的智慧。正是从这时开始，哲学与神学正式订婚了。同时由于苏格拉底坚持认定自己的使命就是服从神谕，永不放弃自己的职守即履行一个哲学家探讨自己和探讨别人的使命，使得他俨然是一个早期的虔诚而智慧的基督使徒。基督教之所以选择了西方，是因为这里存在着适合基督教生长的文化土壤。这块土壤不可能由在此之外的地方去寻找，只能从古希腊（包括后来的罗马）哲学中去寻找。正是古希腊的哲学传统为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准备了条件。在古希腊哲人当中，柏拉图的理念论、回忆说、灵魂不朽论已经为上帝的降临打下了道路的基础，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则为上帝的降临铺好了道路，后来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只是在这条道路上进一步摆上了迎接上帝的红地毯而已。前面提到的保罗帝利希观点的错误就在于，他确实注意到了那块红地毯的作用，而忽视了隐藏于红地毯之下的道路和地基，那是基督降临的更根本的条件。
三、命系于“神”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及其文化中，都存有一份对“命运”的思考与牵挂，都产生过“人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的大问题。只是对“命运”的思考存有不同的方式，得到的答案也不相同。对于古希腊人乃至以后的西方世界来说，“神”一开始就眷顾着他们。他们从荷马史诗中的希腊神话一路走来，走向早期哲学中的泛神论，接受了灵肉两分、灵魂轮回和不朽的观念；经由苏格拉底、柏拉图，终于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得到了“精神一神论”的结论。在这个时候，哲学与神学已经分不开了。希腊化———罗马时期的哲学只是进一步地向宗教靠拢，把人的命运从一开始的系于“神”（这个神还不是唯一神）转向了系于“一神”，最终为命系于“主”（基督）的观念确定打下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从此以后，在西方文化中，基督教神学已经注定将要成为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我们已经说过，基督教之能在西方世界深深地扎下根来，只是因为这里有适宜生长的土壤。
首先，古希腊人始终关注灵魂问题。在他们看来，灵魂与肉体是一种二元的分立。由灵肉两分而有灵魂转回和不朽的观念。与此同时，从一开始，古希腊人就认为灵魂之以肉体为其载体，不仅是一种寄存的方式，也是一种堕落的标志。因此，如何拯救灵魂就成了古希腊哲人一直关注的问题。人能够借助自己的力量使灵魂得到拯救吗？比如说：通过对正确的知识的获得或者坚持合乎伦理的生活？比如说：通过节制甚至禁绝人的各种欲望以净化灵魂？如何拯救灵魂一直困扰着古希腊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依靠自己拯救灵魂的信念就越发被深深地动摇，哪怕是那些进行哲学思考的人也不例外。于是，他们只能向外寻求帮助，而这种帮助只能源自于那种更高的非人间的力量。其次，古希腊人也始终关注着世界从何而来的问题。实际上中国古人也一样关注这个问题。但是古希腊人从一开始就是把世界与人相分立地对待的。因此，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灵魂的拯救与归属问题；而对于世界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世界的本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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